中美医院同样保守 为何美国数字医疗远超中国？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Richard N.Foster写过两本著名的书：1986年的《创新：进攻者的优势》和2000年的《创造性破坏》。后者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在2012年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20世纪管理学伟大时刻”之一，曾启发了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创立颠覆理论和出版《创新者的窘境》这本在国内也很畅销的书。

 

在YouTube上，至今还能看到Foster在耶鲁大学商学院里教授的一门名为“创新”的课程视频。

 

8月29日，Foster受健闻邀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医疗主题论坛，会前接受了八点健闻的独家专访。他说，电影《毕业生》里有一句台词特别适合评论目前的数字医疗和医疗AI：“电影里说塑胶业是未来，而我现在也很想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数字化前景无限！”

 

他非常肯定在未来几年里，除了基因编辑以外，医疗行业中最重要的机会就是数字医疗。

 

这一判断基于大量的企业数据分析。Foster也是麦肯锡荣休董事，曾在麦肯锡创办麦肯锡私募基金、麦肯锡医疗健康等多个部门，并为50多个产业部门提供顾问服务。在麦肯锡的协助下，Foster历经十余年，收集了横跨15大产业、4000家企业的绩效，并组建了“麦肯锡企业绩效资料库”。

 

而今，他醉心于数字医疗与AI的发展。这位擅长行业分析的院士在采访中描述了美国数字医疗与AI的全景，并试图对比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的医疗体系都极其庞杂，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巨大差异”。

 

美国的数字医疗与AI发展超过中国

 

在Foster看来，中美两国的相似处在于都是医疗大国，都希望两国的民众能更加健康，尤其当下都面临着降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性价比的挑战。

 

由于人口基数差异巨大，美国目前的年人均医疗费用是9428美元，而中国只有714美元。两国都有巨量的医疗大数据不断产生，同样面临着癌症、神经性疾病等患者人群不断涌现的局面。由于面对更大的人口规模，中国医生的工作负荷远超过美国医生，因此医疗AI提高临床诊断效率的作用，对中国医生而言更是迫切。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医疗AI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远超中国。

 

Foster把他在咨询公司的全景式分析方法，也用在了研究美国医疗健康产业上。在这一领域，全美拥有五大类5.6万家企业，即3.7万家医疗机构、8587家医疗设备及医耗企业、7607家药企、2462家患者管理类企业以及584家保险（支付）企业。它们共同构成了高达4.6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

 

Foster表示，美国的数字医疗与AI在这上述五个方面全面渗透，包括了产业监管互动、支付管理、医院管理、患者病历记录、医护团队协作、医患互动、临床技术支持、生物技术等各个方面。目前，从事数字医疗（包括AI）的美国私营公司已达3000多家，市场规模在1000亿-2000亿美元左右。其中200多家为AI公司，而目前中国的医疗AI公司大约在100家左右。无论是从两国的数字医疗与AI的市场总量还是从增长率来看，现阶段都是美国超过了中国。

 

“至今，美国每个礼拜都有2到3家数字医疗公司诞生，”他说。其中不乏在每个细分领域都表现出色的创业企业。例如Tele Pharm（2012），Hinge Health（2016），iGet Better（2013），Omada Health（2011）等等。

 

据其统计，美国目前每年在数字医疗与AI领域的投资交易额高达300亿美元，始终活跃。除了人们熟知的影像筛查AI以外，他在接受八点健闻专访时，还列举了几个令他印象深刻的AI创新案例。

 

Foster是“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董事。这是一家全美排名第二的肿瘤医院，位于纽约。这家医院与一家名为iQueue的患者流程服务AI公司合作。

 

肿瘤患者要使用各种类型的靶向药物或免疫药物，这些药品在注射前需要各自的处理办法：有些要在注射前一个月就进行药物混合；有些在患者到达前30分钟才能混合；有些需要冷冻环境处理；有些要在高温环境处理。

 

“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患者在来的路上堵车了，或者原先预约的时间变更了，总有各种意外发生，”他说，“药物注射中心以前每年都会因此而损失巨大，因此通过算法及时调整时间表与流程就非常有价值。”随着中国肿瘤患者的上升，国内肿瘤医院与新兴的DTP药房也会面临着类似的需求。

 

美国目前有26家肿瘤专科医院（癌症中心），平均拥有500-600张床位，患者用药流程管理的需求极大。Foster说，目前iQueue已服务了其中一半的肿瘤床位规模，营收增长惊人，目前已考虑将这一业务模式复制到糖尿病患者的机构注射用药的流程中。

 

Foster又讲了PubMed探索AI的例子。PubMed是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旗下的医学文献检索网站，收集全球所有医学论文的平台，每个月平均新增论文9万余篇。

 

“如果你问我，最近在糖尿病领域有什么学术进展？这或许是每个月会产生1.5万篇论文的大领域，谁都读不完，”Foster说，“如果AI帮助你读完所有的论文，并且分析出结果，简洁的告诉你这个月这个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那就太棒了。”

 

新进攻者AI不是对手，但黑客却是

 

Foster并不认为医疗AI是医生们的竞争对手。“如果你把机器当成对手，那你就已经输了，应该把机器看作工具，”Foster在接受八点健闻专访时说。

 

他认为，影像医生需要认识机器的价值，重新学习如何在机器的能力之上工作。“会消失的应该是那些决定不学习AI新技术的影像医生，影像行业并不会消失。”

 

他认为，新进攻者AI的时代到来以后，真正该警惕的是黑客的威胁。即使在美国，很多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也很少更新，不少也未使用反病毒软件，所以黑客入侵往往易如反掌。

 

“医疗行业是美国除了金融业以外的第二大产业，这两个行业都产生大量的数据，而医疗的数据价值五倍于金融数据的价值。我听说，患者数据可比华尔街的金融数据值钱多了。”

 

他提醒说，做医院信息化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黑客无所不在，可以做各种可怕的事，而且往往直捣系统中心。“技术本身不会偏颇，但使用的人会，所以必须非常小心。”

 

Foster预测，大概需要十年的时间，每家医院信息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无处不在的黑客攻击，还有就是拖累医院系统的僵尸网络。

 

他提到了一家名为Orangeworm的黑客组织，是一家专门针对全球医疗保健行业发起间谍活动的组织，会在高科技成像设备（例如X射线和MRI设备）的软件中安装可疑木马。攻击者可以远程访问设备，并窃取敏感数据。据统计，目前受这一组织攻击的40%的受害企业，都属于医疗保健行业。

 

美国医院同样保守，但融资环境中美差距大

 

虽然美国数字医疗与AI公司不断涌现，但Foster不认为这代表了美国的医院很开放，创新的进攻者从来都是从外部不断突围。

 

“美国的医院一样保守，他们十年前就没有动力，现在也不会。医院有来自至少五方监管机构的压力。大多数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监管者再从上而下做规范。决定成败的是细节，往往无法作出任何预判。”他说道。

 

对于中国数字医疗与AI的发展不如美国的原因，Foster有自己的见解：“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我觉得他们异常聪明，非常有创造性。创业的过程首先是你能把不同领域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比如医药+AI，这就是创造力。然后你有一个新产品，最后是你的企业家精神，甘于承担风险，投入资金复制你的产品。中美真正的差别在最后一步。”

 

他认为在创造力与创新方面，中美水平已相当，但在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承担方面，中国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中美两国融资环境迥异，美国在股权投资方面的条件远远优于中国。

 

来自麦肯锡的调查数据显示，北美在数字医疗与AI领域的投资额一路领先。相形之下，最近两、三年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亚洲，其投资额已明显提速。

 

Foster认为，虽然美国数字医疗与AI在市场领域有优势，但是医学院的人才培养却严重拖了后腿。他甚至肯定地说，目前没有一家美国医学院有专门教授数字医疗的课程。“我很希望有人指出我在这点上错了，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

 

他透露，自己正在参与修订美国医学院课程的工作，希望会有明显改观。“当美国的年轻妈妈们早已习惯用智能手机向医生问诊时，医学院里的资深教授们却还对数字医疗一无所知，这是不合理的。”

 

他告诉八点健闻，现在他很想在医学院里教授一门新的课程，或许可名为“断舍离”（Elimination）。

 

“现在不仅有创新的需要，还迫切需要消除旧事物。”他解释，“你不能总是往衣柜里塞新衣服而不扔掉一些旧衣服。在医疗行业里，人们特别不情愿消除旧事物，但这非常必要。”